商业调查

[44]若把统计时间再往后推十多年或二十年，那就更多了，如织田万1913、1917年的两种《法学通论》和美浓部达吉的《公法与私法》等。

但当必须利用法权机制来厘定家庭生活的核心内容时，无论是当事人还是司法机关所能认识和判断的则只有紧密联系的存否。综合考虑，所谓强制亲子鉴定妨碍家庭关系和谐稳定,最主要的也是因为它直接侵害到家庭成员之间的紧密联系而非其他。

[74]蔡琳:《家庭秩序:国家法的构造与限度》,载《浙江学刊》2020年第5期,第22页。张举能法官在上述Kumari案中也提及，香港对于家庭权利仍有宪制层面的保障，《公约》所规定的相关权利通过《香港人权法案条例》适用于香港。[9]参见李秀清:《导论》,载李秀清等:《20世纪比较法学》,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3页。(二)内地民事司法的解释在宪法条款尚未通过合宪性审查工作正式出场时，内地实务界在部门法学(主要是民法学)的影响下，长期以来对家庭生活相关权利内容的理解主要有：身份关系、私密领域、情感纽带、伦理秩序等四种。内地和港澳方面均无法承认家庭生活权利意味着家庭团聚或稳定的共同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类似社会人口压力下的发展结果。

对拒不配合的，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那么，依照《公约》第24条第1款和《儿童权利公约》第9条第1款，在香港家庭生活权利是否意味着儿童和父母有权享受稳定的共同生活呢?并非如此。如饭岛乔平通论就是这样处理的：公权又用政权或担保权的名称，涉及整个政府，指参与政治的权利，或者是指担保权，为促进国家和人民的福祉。

在推进上述变革的过程中，汉语权利变异为和化权利、和化权利返流汉语法学并向汉语权利回归的漫长历程给我们提供了不少启示，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法学话语体系的得失，关键在于形成一个或少数几个相互关联的单纯型名词作为构成法学话语有机体的细胞。[18] 福沢谕吉『通俗民権论』，庆应义塾出版社，1878，国立国会図书馆影印本，3、6页。[30] 织田万『法学通论』，有斐阁，1902，国立国会図书馆影印本，152-153页、174-175页。在西洋诸国，法律和权利大抵使用同一词语。

[78] 最新例证如黄新雄：《论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识别及其对协议性质的影响》，《清华法学》2023年第3期，第21-38页。从汉语法学的角度看，和化权利也有自身的特点和优势，但总体说来它完全不适用于当代中国法学。

[⑦]其中的权和利只是分别表述权势、利财两个单字名词的权宜性连用，并不是一个双字名词，与近现代法学的权利一词没有多少关系。如其中写道：德国奈布尼都曰，法律学者，权利学也。我能查找到的1880年代后期的一种日语法学基础性教材显示，那个时期汉语权利在日语法学中处在主流地位，和化权利还没有出现。不过，日语法学圈汉语权利向和化权利变异在步调是不一样的。

凡与此相反的一切宪法、法令和诏敕，我们均将排除之。大量法学基础性出版物显示，在这半个世纪里，最初还能见到汉语权利的坚守和对和化权利的强有力抵制。国内法上的公权进一步分为臣民（或个人）对国家之公权和国家对臣民之公权。[⑤] 恵顿 (ホウィートン) 『万国公法』（6卷），丁韪良 [ほか汉訳]，开成所翻刻[西周训点]，1865，京都大学附属図书馆影印本。

夏勤、郁嶷的上述同名法学讲义在1920年代后期新出了第二、三两个版本，其中和化权利依旧，故不再引证，仅增加另外两个有代表性例证。宣战媾和及缔结各项条约（第13条）。

他说，关于权利之定义，学说不一。国家对于人民之权利，是为国家之公权。

相应地，在汉语的与和化的两种不同的权利义务概念中，主导的方面都是其中的权利一词，所以，讨论相关问题时，一般只把注意力集中在权利一词上即可。当时身处我国法学重镇的著名法学家张光博教授在法的一般理论方面发表了系列文章和著作，其核心范畴和基础性命题都围绕着权利或权利义务。[71]其实，只要权利是和化权利，日语法学历史上开启的那些论题，不论是将法学定位于权利之学、权利义务之学，权利本位还是义务本位，都是一回事。它们都将权利分为公权与私权，第一种的提法是：公权里有国家对于人民所行使的公权，也有人民对于国家所行使的公权：前者如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以及一切命令权等。或许会有读者认为以上是类似经院哲学的问题，应该说，完全不是如此。该方案依托本土法制和人文资源，能很自然地吸纳和化权利的合理成分，应该可以成为汉语法学话语体系从20世纪向21世纪转型升级、更新换代的选项之一。

对于当代汉语法学来说，汉语权利的基本特点和优势十分明显。[37] 奥田义人『法学通论』,东京法学院大学,1905，国立国会図书馆影印本,329-337页。

所以，和化权利在当代中国只有汉语名词权利之形而无汉语权利之实。还要看到，和化的权利权利义务和公权私权等配套概念与20世纪中叶前日本、中国的法律体系基本可兼容，但与当代日本和中国的法律体系已都不再能兼容。

[62] 欧阳谿:《法学通论》, 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1947年版, 第246-247页。和化权利虽然也可以用以指称汉语权利，但此时它实际上是以汉语的权利和权力的共同体的逻辑身份在指称法的权利，就像它以这种身份同时指称各种公共权力一样。

[41]『美浓部达吉论文集』第4巻 (公法と私法),日本评论社,1935，国立国会図书馆影印本，109页。陶氏像部分此前的日语法律学者一样，将法分为公法、私法、社会法，同时将权利区分为公权、私权和社会权，在此基础上他将公权中的国家公权定位于五种国家机关权力。查明汉语权利与和化权利的联系、差别和两者间内容的流动史，让现今仍在使用中的和化权利全面回归汉语权利，同时妥善安置和化权利，对于当代汉语法学乃至中国法律实践都有巨大的进步意义。[30] 这里，政权是与治权对应的，此前福泽谕吉讲的很清楚，就是全国性公共事务的管理权，是典型的公共权力。

其中，租税、负担费等公法上的金钱债权，只在法律有明白规定时才能免除相应义务，不能使用行政权任意免除。据统计，仅1902年至1911年间，中国汉译日译《法学通论》类教材就有34种之多（其中有几本或许认定为有关作者受日语法学影响编写的初级法学读本更恰当）。

[84] [俄]弗.列宁：《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78页。它不可能自然融入汉语，且历经一百多年也确实没有融入现代汉语。

到1930年代，东京帝国大学著名宪法学家美浓部达吉在讨论公法私法关系时所阐明的权利概念和观念，可谓更精致的和化权利论述。[27] 富井政章『法学纲论』上巻,时习社,1887,国立国会図书馆影印本，51-67页。

除前引牧児马太郎的之外，笔者读到的其中另一种是当年著述颇丰的法学家织田万撰写的，刊行于1894年。[71] 张光博：《权利义务要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序，第7页。从张光博教授受法学教育的背景、工作经历看，此前和当时他在专业方面所能阅读到的，必然主要只能是20世纪上半叶在和化权利主导下形成的法学基础性教科书和论著，包括汉译日语的和本土编撰出版的。[14] 加藤弘蔵『立宪政体略』，东京谷三楼，1868，众议院図书馆影印本,25-27页。

三、和化权利返流汉语法学和清末、民国对它的全面承袭在近现代，中国向西方学习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日本为中介的，法学和其中的权利概念、权利观念也一样。这方面较明显的例证，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出版的各种日语法学入门型教科书中已很难再寻觅到它们的踪影，权利明显出现了向汉语权利折返的倾向。

国家对臣民之公权分为国家的公权和国家以外的公法人的公权，国家的公权集中表现为统治权，包括对个人的租税征收权公用征收权强制权命令权。[32]那时还有法官编写的同类出版物也显然不愿意将公共权力放在权利的公权部分。

公权者，在于国或国之一部，于其资格权利，及于国之构成之资格之权利也……如征收租税等项是也。他说，《万国公法》英文底本原文内偶有汉文所难达之意，因之用字往往似觉勉强。